首先，国务院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当然能够制定国家政策。
法政策创制者要重视宪法的指示，这在德国就体现为对国家目标的设定（即法治国原则和社会国原则）、立法任务和基本权利的要求。赋予创作者著作权的目标则是通过专有权的设定来激励作者的创作。
对政策的法学研究是强调在法政策目标选取和手段选择的过程中将政策性文件纳入考虑。但是，由于现实中法政策环境的差异、法政策创制主体的权限差异以及法政策手段所调整的对象差异，没有办法穷尽式地列举出这些手段。作者：雷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比尔林就认为，法哲学对待评判法律的视角仅限于一般—伦理视角，而法政策学还会有一些重要的视角，如法律—技术的、民族—经济学的、刑事—心理学的，等等，所以他认为，真正实践的法政策学的目标并非本身最佳的法律，而是在给定关系中可实现的、最佳的法律。进而，法政策学也就与法教义学有了活动范围的重合。
借此，法政策一词的出现似乎提供了协调处理二者关系的别样视角。同理，行政机关也能够在框架立法的观念下，通过创制行政规定和具体执法行为来践行法律创制的任务。这说明，作为行为理由的法律义务并不那么绝对正确，人们完全可以说，假如某人有法律义务做某事，但是，如果此人同时有道德义务不做此事，那么，仅仅有法律义务并不能论证做此事的充分合理性。
作为分析法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也讨论过行为理由的问题。内容提要：法律义务究竟是什么，恐怕是一个与法律共生共存的话题。而后者则突出法律是人们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行为理由。美国政治学者诺齐克归纳了人们对于理性属于偏见的种种批评，例如，它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观念，是男性的观念，是西方的观念等。
他们以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为根据，认为任何结论性的东西，无论是一个决定、目的、计划，还是政策，都不能成为实现自身的理由。⑨因为，在哈特看来，有时人的被迫行为并不意味着他有义务如此行为。
(12)参见吴玉章：《法律强制性的差异》，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3-15页。总之，围绕着法律义务概念，学者们不能故步自封，还是需要不断地深入认识，不断地发掘出法律义务概念中所包含的，以前没有重视的那些属性。(18)哈特的意思是，偏离规则的行为不仅将招致敌视反应，而且本身就是敌视反应出现的一个理由或论证这种反应或适用制裁合理的依据。进一步说，我们有必要超越法律义务即命令这个认识层次，超越人们履行法律义务只是因为人们担心不服从就会受到制裁这个层次，而挖掘出隐藏在法律义务中的另一种属性。
与那些善意谎言和纯粹个性的行为理由相比，遵守法律义务的理由是正式的，也是可以验证的。而规范性具有引导人们行为，成为人们行为理由的含义。这种信息十分重要，因为它才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所谓硬法与软法的一个关键区别就在于，尽管它们都是法律，但是它们的强制性有所不同。
当然，人们不能说，在法律世界里，只有法律义务能够成为人们行为的理由，实际上，除了法律义务可以作为人们行为的理由，法律权利同样也可以成为人们的行为理由。因为，在信奉某些特别信条的宗教或道德信念的人们看来，服兵役就是要为参加大规模杀戮做好准备，并上场厮杀。
就行为理由的分量而言，有微不足道的理由，也有具有优先性的理由等。所谓行为的被迫性是指：其一，这种行为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换句话说，法律义务可以作为人们的行为理由落脚何处，从逻辑上说，它建立在哪个基本法学概念之上呢？通过这样的说明，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到法律义务作为人们的行为理由是一种经验的现象，它还是一种法律自身允许、包含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张某看来绝对是奇耻大辱的行为或言论，不做出决然反应简直生不如死。按照德国纳粹时期的法律，人们有法律义务揭发亲人不利于维护希特勒统治的言论，但是，人们千百年形成的伦理义务却禁止亲人之间的相互揭发。(38)有学者说得更为彻底，权威概念包括一种合法化地创制义务的能力。(13)近年来，在英美学界，围绕强制性问题又出现了一场新的争论。当然，法律义务的这种属性具有工具论方面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意义，人们就几乎不会接受它的存在。
这时人们的行为理由可能更多地包括宗教的、伦理的、习惯的和政治的理由等。(22)[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29)还有学者认为，作为哲学范畴的理性，是指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从这个角度说，行为理由观念多少有一些降低、削弱法律强制性的意味。
(32)转引自邓正来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⑦在奥斯丁看来，这种义务大致是宗教义务或道德义务。
此外，理性具有多种划分。构成人们法律行为理由的，就其主要部分而言，除了行使权利和权力之外，就是按照法律义务的规定行为。法律义务除了强制性，还具有规范性。如果根据法律来加以分类，还可以分为合法的行为理由与不合法的行为理由。
因为，一方面，它们曾经是强制的，特别是在各个国家刚刚制定交通规则的时期。一般说来，法学就是……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21)因此，法律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另外，当然，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趋势，不能绝对化。应该说，行为理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体系，在其中，就行为理由究竟是不是人们行为的真实的、根本的理由，人们可以将行为理由分为外在行为理由和内在行为理由。
再例如，在我国，还有规定安全生产的法律义务，人们在实践中往往将这些义务作为自己的行为理由。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即使有时人们以法律义务为行为理由，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仍然可以是低俗的。
因为这些决定或判断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认识，只是采纳了决定或判断产生之前的某一意见而已。朱景文教授认为，法律义务指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人应该按照权利人的要求从事一定行为或不行为，以满足权利人的利益的法律手段。什么可以成为人们的行为理由呢？一般地说，构成行为理由的，都是可以论证当事人行为合理性的。总之，这一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坚持。
也就是说，遵守交通规则的法律义务其实就是人们在室外活动时需要考虑的行为理由。说X有义务做某事总是暗含着X有理由做某事。
(26)结论不提供人们行为的理由是指，结论产生(在时间上)较晚，在行为出现之前或行为当时，针对特定行为的结论并不存在。(30)借助这种不同于、对立于感性的能力，人们能够大致把握自然和社会现象发展变化的规律。
总体上说，有些法律义务，如刑法上规定的义务，具有强烈而明显的强制性，任何人都必须按照这些法律义务规定的要求行为，否则就会受到法律惩罚。不过，即使是现在那些最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如遵守交通规则的义务，其实也具有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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